我市召开国家现代农业示范区发展规划座谈交流会

书中指出伏羲做八卦是类万物之情，即按照万事万物的特征来作八卦的。

道法自然就是强调人应尊重事物的本然状态。中国的以人为本强调人的自我管理，是向内要管住自己，不仅要管住自己的感官，更要管住自己的心。

所以说，自然无为恰恰是最积极的有为。大家都想变得刚强、再刚强，结果以刚对刚，则一定两败俱伤，而水却能以柔克刚，水的柔弱之中具有坚忍不拔的力量，发起怒来势不可挡。因为本来应该是阴的、柔的，现在都变成阳的、刚的了。《中庸》里讲：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但在西方文化传统中，其价值观念，特别是思维方式是非此即彼、二元分离、对立的，经常不自觉地陷入好就是绝对的好、坏就是绝对的坏，导致了人本主义的变异。

其实，荀子也强调天人合一，明天人之分，是为了更好地天人合一。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是天人合一。这也是为什么当中国的科学家贺建奎基因编辑婴儿诞生会引发巨大争议的原因。

不能认识到这一点，就难以理解儒家思想对于生命价值的基本立场。在中国古代，道家一派的学者更倾向于对技术进步和人性完善之间的关系持犹豫的态度，或者直接认为使用技术会导致心灵的纯洁性受到伤害。荀子对人性的认识，也与孟子相去甚远。比如蒸汽机所带来的动力革命，使人类进入大工业时代，从而为形成全球性的资本主义时代奠定了基础。

进入21世纪之后，中国人在价值导向上，其总体的倾向还是国家主导型的。因此，指导人们行为的并非抽象的德性，而是根据我们熟悉的、社会的‘角色而找到指南。

当机器人替代了大部分体力劳动者之后，会导致社会分工体系出现新的变化，人类的闲暇时间大大增加。儒家十分强调血缘伦理，但讥世卿，除了君主的地位之外，其他的社会地位都需要争取。另一方面，《系辞》强调社会进步受到《周易》的哲学原则的影响，这样技术和社会的发展与思想发展之间的关系得到了关联性的讨论。这就是说，义才是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的特质。

人类对自我的认知通过实践活动不断丰富。不同的角色存在着差等，这样的差等是自然形成的，被你的角色所确定，比如父子、夫妇之间，就会存在着权利和义务上的差异。不过相比于现代性对于儒家社会伦理的挑战，人工智能和基因编辑技术对于人本身的改变，其影响则要远远大于现代性背后的人的观念。从历史的角度看，人是通过学会制造和使用工具来获得其在生物世界的优势地位的。

由此，技术与自然之间构成一种和谐的关系。人在生理能力上远逊于牛马，为什么能够役使牛马?是因为人具有组织能力，更由于人具有其他物种所没有的特质———义。

相比之下，中国人更愿意接受集群式的生活状态，对于人与人之间的情感沟通的要求也比较高。就人类对于工具的使用和对于自然界的改造所造就的历史阶段的跃迁而言，其表现方式也有很大的不同。

对于火的掌握改变了人的饮食习惯，加工食物本身对于人类的生活习惯和对自然季节的依赖状况发生变化;通过栽培适合人类食用的粮食和驯化、饲养动物，从而改变人类的食物结构，最终让人类可以克服由于季节变化而造成的短缺，增加在自然竞争中的生存能力。甚至有人认为中国古代并不存在西方意义上的哲学。科技的创造物在造福人类的同时，也可以成为人类自身的毁灭者。因此，植入知识并不是人工智能对人类秩序毁坏的终极点。从某种意义看，庄子对于技术文明的批判很具有超前性。(1)机器人与被改造的人 人工智能与以往众多的科学技术进步之不同之处在于它集中于人的智能领域，而按儒家对于人的特性的认识，人之为人的关键在于人的智而非人的生物学属性。

从庄子的思考中显现出中国思想史上对于人的特性认识的巨大分歧。第四，正常的人和通过人工智能的方式而获得别人所不具备的认知能力的人，在假定他们都存在自我意识的情况下，那么他们对于何为人的认识就会出现差异，落实到社会政治层面，在身份确定和权力义务的确立方面是否应该差别化处理也会成为以后社会组织的巨大挑战。

从《论语》中，我们可以看到孔子经常在区分君子和小人，这就是希望通过人类对于自身的人生理想的肯定来克服生命意识中的动物性的一面。在这样的社会里，儒家可能连游魂都算不上。

在这个过程中，表面上看与知识的进步相一致，但知识的进步的动力则是人类实践能力的增强、工具的改良。坚持用原始的方式灌溉的老者并非不知道使用机械会省力，他是不愿意取巧。

基因编辑技术可能有助于人类进行体细胞的基因治疗、生殖细胞的基因治疗，不过，这样的技术所可能造成的伦理危机也一直被人们所警惕。积累数千年的文化心理结构和思考模式，完全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加以清除或添加。这样君子、小人就与人的道德属性和自然属性之间产生了一致性。另一方面，人类还可能制造出自己的对手甚至敌人。

再次，借助基因技术等技术会让人的生命延长，这会造成家庭结构的变形。按照目前全球主要国家所确立的原则，针对基因编辑在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的使用，如果胚胎在体外培养不超过14天，也不被移植入人或者其它动物的输卵管或子宫，这被视为研究行为;如果有人是以生殖为目的，利用基因编辑或者其它技术改造人类生殖细胞或早期胚胎中的遗传物质，就会被视为是一种违法行为。

从眼下的情形来说，人工智能主要还是属于工具形态的技术进步，获益者主要是一些可以用机器人替代人工的企业的老板，他们只要付出购买和维护机器人的费用，无需对付难缠的工会，这使他们的劳动效率大大提高而管理成本却可以大幅度地降低。对于人工智能技术之发展对人类影响的认识，并不能指望现在的学院体制内的哲学家，而需要依靠研究人工智能的科学家转而思考其工作对于人类的意义，也就是说，这些科学家要力图使自己进入哲学思考，对于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意义做出判断。

对于性和命的含义的解释我们需要另作专门的讨论，这段话的核心在于说明，这些生理本能并不是人之所以为人的最关键的规定性，而仁义礼智这样一些道德准则，却是人的本质的体现。国家与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两项看上去比较对立的价值，在共享的观念下得到协调，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传统价值与现代观念在当下中国的和解。

因此，我们可以相信，从儒家的义理出发，一定会反对通过权力或财富的继承的方式获得在智能和社会地位上的优先地位，也即会反对一部分人凭借其社会地位来获得智能和生物上的优势地位。人类能够记录自己的历史，并凝练自己的观念，开始通过社会分工来组织社会，并将之神圣化，这是人的自我意识提升的关键一步。另一方面，可以结合人工智能对于人类发展空间的拓展的可能性，来思考现代中国人应该如何理解人性和人的价值，评估中国人所看重的亲情、家庭、和睦、孝顺等等这些德目在未来人类发展中的意义。比如说，如果以现在的平均寿命75岁计算，那么，我们现在理解的人伦亲情其实基本上处于祖父和孙辈这样的范围。

即使在生育阶段没有进行技术干预，依然有可能通过人工植入智能芯片或其他手段改变人们的大脑运行过程，达到改变人们的记忆力、管理情绪的目标。比如我们熟悉的石器时代、青铜时代等等。

其次，对人类的特性可能造成更大影响的就是人工智能。因为处于文明早期的先秦时代，科学技术的发展程度对于人性的冲击还不是根本性的。

而人工智能和智能机器人最值得期待的就是他们可以轻易地获得人类迄今为止的所有知识，但是否能在价值和伦理方面取得同样的进展则应该是一个未知数。如果我们把义理解为正义或正当性，那么，群所指的就是人的社会性的特征，人的道德特征决定了他们可以合作，并在与动物的竞争中获得优势。